《揭阳县工业志》记载：揭阳工业从手工向简单机械生产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。1932年，郑植之在榕城北窖创办“捷和五金厂”，用简陋机械生产小五金制品，成为揭阳第一家机器厂。

　　五金厂取名“捷和”，其用意是“捷足先登，和衷共济”。此格言也成为后来郑氏兄弟事业发展的座右铭。昔年的捷和五金厂，规模小，设备简陋，主要制造徽章及童子军用品等。由于艰苦奋斗，经营有方，从手工业生产走向半机械化，产品畅销本地、各县及至福建，长期的工业生产为揭阳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原揭阳县便有 20多名七、八级技工是从捷和五金厂培养出来的。因而，捷和五金厂被称为首开揭阳地方机械工业之先河。

　　郑植之（1898～1985），出生于揭阳榕城北门，祖籍榕城西门外棉洋乡（今月城镇）。作为家中的长子，郑植之吃苦耐劳，少时就随父亲在榕城韩祠路开打铜器铺，操习手工业。父亲郑功毅去世时，植之年仅21岁，因家贫无能力操办丧事，只得挨家挨户向亲邻借钱，才使父亲入土为安。小小年纪的郑植之备尝生活的艰辛，也磨炼出过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。此后，郑植之挑起家庭生产、生活重担。

　　为摆脱困境，谋求发展，1922年，郑植之只身远涉重洋，到暹罗（今泰国）谋生。他由亲友介绍，在一打金工场做工习艺。为人忠诚勤奋的郑植之，常常不辞辛劳，争做分外工作，故深得老板赏识。然而，胸怀大志的郑植之，不满足于仅仅做工养家糊口，而是想要有一番作为。1926年，记挂着家乡娘亲和弟妹的郑植之，辞工回国，决心带领全家老少，沿用父亲留下的“捷和”招牌，把小作坊扩建为家庭工厂，生产日用小五金产品。

　　父亲将小作坊取名“捷和”，其意为：“捷足先登，和衷共济”。郑植之继承父志，独具慧眼，审时度势，应运创制适销产品。彼时恰逢国内大兴工农运动，社团与学校均需佩戴徽章，学生童子军还须佩戴胸章、肩章、警笛、警带等。郑植之驾轻就熟，捷足先登，大量制作徽章及童子军用品。一家人和衷共济，日夜操作，生产出大批价廉物美的适销产品，使捷和厂的声誉迅速传开。为顺应形势，富有开拓精神的郑植之，及时扩大生产，并着手改变落后的手工操作。他在榕城北窖建新厂房，采购先进机器设备，建成捷和金属制造厂，制造铁床、钢铲等，此举开创了揭阳机械工业之先河。为把企业做强做大，1930年，他让三弟翼之到汕头创办南华钟厂，成为华南地区造钟的首创者。1933 年，他到广州设厂制造铁床等金属家具，并在广州立下脚跟，开创出新的局面。

　　1934年，郑植之看到，随着工矿业和铁路业的兴起，香港也日趋繁荣，并逐步成为欧美及远东国际贸易的辐射中心，于是在香港铜锣湾创建香港捷和制造厂。开始时厂子很小，只有几名工人，仅生产锁片。不到一年，他便把工厂发展到旺角，再到土瓜湾，不仅制造餐具、钢铲及采矿BOB半岛平台、筑路工具，还有轧钢、轧铜等。至1941年，捷和在香港已有4间工厂，员工达3000多人。

　　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为了支援反侵略战争，郑植之转型生产防毒面具、钢盔等军需品。随着日寇铁蹄的南下，广州、香港相继沦陷，郑植之坚守民族气节，拒绝为日寇生产军用品，在香港的工厂全部被日军“接管充公”。为了保存实力，郑植之兄弟从广州抢运出部分设备前往柳州，不久，柳州又沦陷，只好迁至贵州的独山，不料日军骑兵紧追而至，他们只好又转道贵阳。其时一路奔波，心力交瘁，可谓山穷水尽，但郑植之矢志不移，为使工厂能渡过难关，他动员家属变卖首饰，支持工厂生产。后来，日本骑兵撤出独山，郑植之立即派出三弟郑翼之带领职工回到贵州独山办厂。面对十分恶劣的生产条件，郑植之咬紧牙关，苦心经营，殚精竭虑继续为我国抗日军队服务。其民族大义，爱国情怀难能可贵。

　　郑植之是一位极具眼光的工商业家，审时度势，深谋远虑。日军投降前一年BOB半岛登陆，他预料到中国抗战即将胜利，立即着手部署复厂工作，四处联络沦陷时逃散的技术骨干和老职员。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郑植之马上与三弟翼之从重庆带领20多名工厂骨干，日夜兼程奔赴香港和广州开展复厂工作。为适应战后城市恢复生产的需要，捷和广州分厂改为轧钢厂，首创华南轧钢工业。香港的复产工作更为迅速，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捷和反法西斯的明确立场和果敢行动，因而得到香港政府的大力支持。工厂恢复生产的第一宗生意是英军10000张铁床的订货，所需钢材由香港政府当局特准其在收缴日军的需品部廉价采购。资金紧缺，香港汇丰银行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方便。由于得到各方支援，捷和刚一复产便呈现一派兴旺景象。

　　其时，香港政府忙于清理海运航道。郑植之敏锐地意识到，维多利亚港湾内有不少沉没的战舰和炮弹壳，正是钢铁工业很好的原料来源。他把捷和工厂扩组为有限公司，向香港政府申请承办在海上打捞拆卸战时沉没在港湾内的船只。打捞上来的沉船是个庞然大物，香港当局颇感难以处理。郑植之独具慧眼，以贱价收买过来，将沉船拆卸。拆卸出来的零件，可用则用，可修则修，不可修又不能用的金属废料，便和向渔民收购来的炮弹壳一起重新熔铸，辗辘制成钢筋等型材出售，变废为宝。

　　时值香港战后恢复期，百废待兴，各地钢材需求量很大。捷和的业务迅速发展，单纯钢筋的产量便占全香港产量的三分之二。香港政府还发给他们60港元一吨的拆船费，以酬谢他们帮助政府清理港湾。捷和两边获利，财富迅速增长。

　　捷和香港制造厂深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业务蒸蒸日上，一路高歌猛进。1947 年，香港捷和制造厂注册为香港捷和制造厂有限公司，主营五金制造业。其后捷和公司与美国、日本、澳洲等国家合资在香港设厂，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。经过数年努力，捷和有限公司发展成为集团公司，工业生产突飞猛进，创造了多项香港先驱工业。如：1950年创设香港第一间轧钢厂；创立香港最大的手电筒制造厂，获“RAYOVAC”商标手电筒制造专利。至上世纪50年代末，捷和已稳坐香港钢铁工厂界首位。捷和开创并起主导作用的香港拆船业上世纪50年代末达到最高峰，占全世界拆船总吨位数的六分之一，令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拆船中心。

　　郑植之雄才大略，经营有方，且兄友弟恭，通力合作，使得捷和发展为多元化跨国工商业集团。郑植之也被誉为“民族工业家”。

　　郑植之乐善好施，热心公益事业。在香港，他慷慨解囊，经常赈济孤寡贫病，多次捐款给各慈善机构，每年还捐赠大批棉衣给孤寡老人和贫病者御寒。1965年，郑植之与邱子文先生合力创办香港荃湾潮州公学，学校以儒家思想为基础，以“孝、礼、勤、诚”作为校训。1979年，郑植之在香港新界捐建以“诚、敬、勤、健”为校训的郑植之中学。由于他德高望重，先后被推选为香港钟声慈善社社长、华东三院总理、香港潮州商会会长、港九潮州公会会长等职。1980年，郑植之荣获英国女王授予 CBE 勋章。

　　在榕城区韩祠路的捷和五金厂旧址，与学宫毗邻。记者走访时，正好碰到住在附近60余年的史培明先生。据史先生回忆，捷和五金厂原为三层楼房，十几年前因楼体承重原因，拆除最上面一层，现为两层结构。史先生的堂兄当年是揭阳捷和五金厂的员工。“堂兄后来虽没在捷和做工，但香港的捷和依然每月寄钱给他，直至他去世。困难时期，还寄来米面油等生活物资。捷和真是有仁义的企业！”史先生言语间充满着对捷和的赞许。

　　1979年，桑梓情深的郑植之回到家乡揭阳。当他获悉揭阳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设备较为落后时，即与邱子文先生联合捐赠 100 万港元，为揭阳县人民医院购置救护车、B型超声诊断仪、胃纤维内窥镜、心脏监护仪、心电图仪等一批设备及 100 张病床。接着，郑植之又把当地政府落实政策归还他家的庭院一座赠给当地学校，改善办学条件，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　　表现在，他旅居海外时，通过学习，把在家乡自家作坊掌握的小五金生产工艺，与现代的机械生产技术结合起来，创办起本地第一家机器厂，培养了一批机械工业技术人才。之后，他以此开启揭阳机械工业先河，在工业的多个领域的发轫、创新作出贡献，支援了国内抗日斗争，也对民族工业的发展、民族经济的复苏等，都有着非凡的建树。

　　与一般的华侨不同，郑植之的“过番”谋生，关注、留心的是当时刚刚兴起的工业技术，而不是传统的生计与产业。这就使得他成了“另类”的华侨，而这“另类”，也即以工业技术和管理为抓手，来改变家族的经济收入来源，改善地方的产业结构，使之从传统的自然经济，向有工业含量的新的形态转化与跨进，从而摆脱一直以来的贫困状态。虽然他所点燃的，只是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，但它对于揭阳工业的迅猛发展，至一度成为广东的制造重镇，这是郑植之作为一个“特殊”华侨的特殊贡献。这贡献，确乎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。

　　宣传华侨，既要看到他们共同的风采，更要发现他们独有的亮点。郑植之的发展民族工业，振兴民族经济，推进社会生产结构的优化这个“亮点”，光照今昔。所以他的发迹与造福家乡，事迹发生在近百年前，而今天读来，仍可使人感动。